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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晓:全球治理进程正进入一个“不稳定、不确定性突出”的时代

发表时间:2017-10-29    作者:     来源:

摘要:我们只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和价值目标,尤其是大国之间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和共同的价值目标,才能避免陷入全球治理进程可能的'塌陷'的陷阱。

中国发展网 10月29日 记者刘丹阳报道 中国经济与国际合作年会暨新“巴山轮”会议·2017于10月28-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十九大后的中国与世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出席并致辞时指出,全球治理进程正进入一个“不稳定、不确定性突出”的时代。我们一方面仍有充分的理由对于推进“共商、共建、共享”为主轴的全球合作治理的前景保持乐观,但另一方面,要能够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治理模式成为未来全球治理系统的主流模式,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

陈东晓强调,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当前及未来我们面临的世界形势时,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世界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性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这个鲜明的特征。这个特征也集中地反应在当前全球治理的现状和态势上。全球治理进程正进入一个“不稳定、不确定性突出”的时代,其源头大概有三个方面,或者说有三个“动荡源”。

动荡源之一是全球治理的客观世界正经历着巨大的“代际变迁”。用人类学家、科学家或历史学家的话语来说,客观世界,即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正从“全新世”(Holocene)的地质年代迈入到“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地质年代。这一地质年代意义上的变迁意味着,人类活动日益成为一种地质力量,世界经济、技术、人口、环境、气候等各方面自20世纪中叶以来正加速发展和剧烈变迁,给地球环境带来深刻影响。“全新世”时代的稳定的自然环境将成为过去,“人类世”将面临更剧烈的环境变迁,不仅包括气候等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经济等人文环境。这种变迁还意味着地球作为一个系统,其内部各种事物和现象的“耦合性”增加,许多事物不再呈现“线性”发展,而是以“突变”来呈现,地球系统内的震荡、意外的频度和强度都将前所未有的增加。近年来国际社会关于IT和生物技术突飞猛进,以及关于AI与大数据结合后可能产生的复杂的系统性影响的激烈讨论也是其中的一个突出现象。

动荡源之二是全球治理的主体角色,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的“不稳定、不确定性突出”。这可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传统的金字塔结构”的剧烈动摇甚至瓦解来看。从国际层面看:冷战后形成的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正在瓦解,新兴国家和力量的群体崛起和成长加速,多极化正改变了原来的国际关系的权力结构和互动关系,并引发国际秩序的变动。不仅如此,次国家的力量,特别是超级城市和新型超级公司力量的迅速成长也极大地影响着传统国际关系的格局。比如纽约和东京的经济总量可以同加拿大、西班牙和意大利的GDP比肩;上海、北京的经济总量也超过了菲律宾或哥伦比亚的GDP。世界超级或城市群具有内在的活力、多元和开放的特征,在全球治理版图中扮演日益独特的作用。大家应该清晰地记得,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后,美国的20多个州以及近200个城市就宣布将继续执行巴黎协议的减排承诺,显示了次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城市在全球治理中的新兴地位。又比如说,苹果公司的市值超过8000亿美元,几乎和整个印度尼西亚的GDP相当,谷歌的市值也近7000亿,与瑞士的GDP差不多;脸谱(Facebook)的市值虽然是4757亿,但其用户已经超过20亿,超过任何单个国家的人口,这些巨型的新型公司成为改变全球治理的主体角色及其相互关系的重要变量。

总之,冷战后传统的国际间的相对稳定的“金字塔型”结构正在塌陷,但是多极化和多元化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如何发展还没法确定:未来领导全球治理的力量模式取决于传统领导力量与新兴领导力量之间的博弈互动关系,两者究竟是取代式、互补式、还是并行式、或者其他互动方式?目前尚未有定论。

从国内层面看,资本效应和技术效应与经济全球化的叠加,导致各国内部的固有的社会结构剧烈变化,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Alain Touraine)以及国内学者孙立平所观察到的那样,许多国家的社会结构正从“金字塔型”变为一场“马拉松比赛”。在金字塔结构里,人们的地位高低不同,但大体还处于同一个社会结构里,在塔低层的人还在努力往上层攀爬。如今的“马拉松比赛”,每一段都有人掉队,这些人不仅可能堕入底层,而且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无法回归,被迫“退赛”。这种颠覆性的结构变迁突出的表现在主张开放、竞争的精英层和主张公平、保护的普通劳动阶层的矛盾,并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所谓“1%阶层与99%阶层的对立”。

总之,无论是国际层面的“金字塔结构”还是国内层面的“金字塔结构”都面临着剧烈震动,面临瓦解的风险。

动荡源之三是当下国际社会,围绕全球治理的“主观世界”里,不同的观念、规范、模式之争加剧,不稳定、不确定性突出。

人是物质世界的人,更是精神世界的人,观念驱动人的行为,塑造人的互动关系乃至人的社会结构。当前,世界正进入新一轮全球治理的观念和模式激烈交锋、交流、交融的“活跃期”。例如在经济治理领域,长期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正在遭受强烈的质疑,非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为他们加快发展、同时保持自身独立开辟全新的发展路径。一些西方人士也由此认为“世界正重新沿着意识形态的裂痕分开”,一方是所谓“自由秩序”的地区,另一方则是以中国等新兴国家为代表的“非自由秩序”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从更广泛的全球治理的理念、规范的竞争角度看,由于人类世界需要更多地适应“世代的变迁”所带来的“突变”和“不稳定性”的挑战,需要超越传统的治理思维和模式,一些主张,如美国学者奥兰·杨提出的“韧性”/“弹性”(resilience)的治理思维、“目标导向”而非“机制导向”的更灵活的治理模式正被日益关注。总体而言,围绕着治理理念、规范和模式的竞争日益激烈,观念分歧的矛盾加剧。

上述三个主要的“动荡源”导致了当下全球治理进程中“不稳定、不确定性突出”,也使得许多人,包括许多西方人开始对全球治理的前景表示悲观。刚刚结束的19大提出要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的愿景,提出“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的合作治理路径,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被一些西方舆论认为过于乐观,是“可望不可及”的乌托邦等等。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这种悲观论?中国关于未来全球合作治理的主张,真的是过于理想化吗?人类社会真的是陷入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困境而无法自拔吗?

陈东晓又提出了的他的另一个观点:人类社会是通过合作而不断发展、壮大的演进史告诉我们,我们一方面仍有充分的理由对于推进“共商、共建、共享”为主轴的全球合作治理的前景保持乐观,但另一方面,要能够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治理模式成为未来全球治理系统的主流模式,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

传统的西方国际政治的理论,很多时候都从历史循环、或者机械静态的狭隘视角,得出了对合作治理的前景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悲观结论,甚至提出人类社会将面临全球治理“塌陷”的陷阱。但是,人类社会是客观世界的重要部分,人类社会更是不断演化发展的,就如人类本身一直处于演化发展一样,这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同样,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正用人类社会演化的视角来从新审视国际关系中的合作这个传统领域,超越了我们对人类合作的动因和前景的固有认识。

以托马斯洛(Tomasello)为代表的专门研究人类合作的人类学者的近期研究成果表明:人类从单个个体的各自生存,发展到集体合作的演化过程,就是一部人类“合作意愿”(cooperative intentionalities)不断发展、加强、深化的演进史。如果以“人类合作意愿”的演进作为一根横轴,以人类合作的组织形式和结构的演进作为纵轴,人类合作的历史轨迹大体走过了四个历史阶段,即第一阶段,从40万年前左右,已经接近现代人的智人类在“极小范围内(如家族内部)围绕狩猎等确立简单的相互间协同合作的联合目标”(Joint Intentionalities);逐步走向第二阶段,即20万年前左右人类“在家族乃至族群内部形成共同目标、共有归属感的身份认同(We-identity)和集体目标(collectiveintentionalities within groups)”;再到第三阶段,即发展到“17世纪民族国家的形成,人类社会在不同的族群之间、城市之间、国家之间形成更大范围的相互协作的联合目标(Joint intentionalities between groups); 再演进到第四阶段,即人类社会自“20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为应对更多跨国问题所形成的共同目标乃至跨国和跨地区集体身份认同(collective intentionalities on global scale)。人类考古学研究也同样证明,在人类合作的历史长河中,不仅人类合作的组织架构的复杂性和总体合作的能力随着合作意愿的升级而不断发展、提高,而且人类自身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包括作为个体的人的大脑的不断发育、成长,以及作为生物群体的人类的人口规模有了指数级提升。可以说,人的合作是推动人类进步、社会发展和规模扩大的重要驱动力。

国内学者唐世平在他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一书(尽管他追溯的是从公元前8000年开始的人类社会的关系史)也同样指出:国际社会是一种演进型社会,虽然会出现短时期的焦虑、危机甚至倒退,但总体而言,从目前人类社会的演进历史来看,它是进化而非退化的。

因此,人类合作的演进历史和国际政治的社会演进历史的最新研究都表明,人类历史尽管经历着各种各样的苦难甚至黑暗时期,但人类有着通过合作来推动自身发展进步的“文化基因”,从而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一次又一次地摆脱绝境。在超越传统的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基于“静态的”以及“纯粹关于经济人的成本——收益”模型的分析和判断。换言之,人类演化过程中内嵌着“合作的文化基因”的作用,它提醒我们需要更多从人类认知、人类心理和观念动态变迁的动态视角来认识人类合作的动力和发展轨迹。

当然,另一方面,正如我在最初所描述的那样,人类社会和地球正在进入一个“代际变迁”的交替时期,全球治理也正进入新旧角色交替、新旧动能转换、新旧观念激烈交锋博弈的动荡期。人类社会在经历了经济全球化、技术突飞猛进以及财富迅速累积的镀金时代,仍然面临着五大风险和挑战,即和平的脆弱、安全的缺失、发展的失衡、文明(文化)的冲突、生态的恶化,以及这些风险挑战叠加所产生的更为复杂的系统性挑战。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能否重新激发人类特有的合作的“文化基因”,继续通过重建共识,来推动构建构建“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的合作治理的新世界?陈东晓回答说:“答案也许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只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和价值目标,尤其是大国之间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和共同的价值目标,才能避免陷入全球治理进程可能的'塌陷'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