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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收入消费“剪刀差”:用改革挖掘消费潜力

发表时间:2019-08-01    作者:     来源:

摘要: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自2018年二季度以来持续下行。今年二季度,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增长率为5.2%,创下多年来的新低。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为60.1%,较2018年的峰值下降近20个百分点。

证券时报讯  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离不开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深挖国内需求潜力,拓展扩大最终需求,有效启动农村市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有效应对经贸摩擦,全面做好“六稳”工作。

二季度数据显示,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增长率创下新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也出现背离。同时,上半年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再次形成“剪刀差”。如何看待以上现象及其影响?下半年如何深挖内需,扩大最终需求?记者采访了多位经济学家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并提出建议。

高债务拖累居民消费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自2018年二季度以来持续下行。今年二季度,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增长率为5.2%,创下多年来的新低。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为60.1%,较2018年的峰值下降近20个百分点。

而与此同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和消费信心从2018年三季度以来呈现温和回暖态势。其中,尽管二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略有回落,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持续回升。

“有钱花”又“愿意花”,但消费支出增速却表现为持续下降。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程实将其称为“消费悖论”的一个表现。

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对记者表示,短期来看,主要影响因素有两点:一是上半年物价上涨而收入并未显著上涨,二是就业的不稳定直接影响收入预期,对消费产生抑制作用。

也有经济学家将居民部门的高债务归为形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表示,目前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较2012年接近翻倍。高借贷虽然直观上理解可能带来高消费,但从数据看,我国当前消费的下降,高杠杆的挤出效应仍大于财富效应。如果当前中国的高房价包括住房高租金问题不能得以解决,就难以彻底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李迅雷表示,受房贷余额保持较快增长下的居民杠杆率水平提高的影响,今年以来,服务和非食品的消费降幅比较明显。

央行最新发布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9)》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该报告称,居民杠杆率水平对消费增长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分析表明,控制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融资规模等因素后,居民杠杆率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会下降0.3个百分点左右。

供给结构“新旧错配”

既然目前处于“有钱花”又“愿意花”的状态,挖掘消费潜力的一个重要方式还在于供给结构改革。

程实认为,“消费悖论”这一现象根本上源于新旧错配,一方面,消费重心从一二线城市向低线城市和农村地区,从高档消费品向中档消费品转移,消费升级的重心正在迅速下沉;另一方面,零售业态、供给结构、配套环境等要素却尚未适应这一变化。在旧动力过快消退背景下,消费新潜力未能充分释放,由此限制了消费引擎总体发力。

一个例证便是,2019年更加依靠传统零售业态的春节消费表现不佳,黄金周消费增速首次降至个位数。但“6·18”电商节则依靠80后~00后的新人群,低线城市的新市场,以及直播带货、定制化产品等新渠道,实现了消费额的爆发式增长。

程实指出,这体现了业态调整的先行“点”和落后“面”产生巨大反差。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则指出,新旧错配还体现在银行部门储蓄和理财产品的正常供应能力下降。过去几年的金融整顿,金融部门货币和理财供应的异常下降,导致住户部门持有的金融储蓄出现了非意愿的下降。为了重建合意的金融储蓄,住户部门被迫调整资产负债表和各类开支行为,其中一项即是削减消费。

此外,从今年上半年的乘用车销量结构看,乘用车产销997.8万辆和1012.7万辆,同比下降15.8%和14.0%,但豪华车销量依然保持正增长。

李迅雷表示,这体现的是消费分层。高端消费的兴旺与中低端消费的不振,其背后实质上是居民收入的分化。如何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将对以消费为主体的经济带来显著影响。

减税降费作用

有待进一步释放

2019年全年计划2万亿元规模的减税降费举措被看作是让实体经济“轻装前行”,促进国内消费的实招。国家税务总局减税办常务副主任、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蔡自力在介绍减税降费阶段性成效时表示,个税改革增加居民收入,拉动了社会消费增长。

根据二季度消费数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回升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和最终消费支出增速下行的“一上二下”中,指标出现背离。由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这样的背离并非首次出现。

诸建芳表示,这次的背离主要受到汽车消费扰动和非居民部门消费的收缩状态的影响。从2018年二季度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速走势一致性加强,这显示非居民部门消费并无明显变化。而从去年开始,受到信用紧缩和外部风险的冲击,政府和企业的消费均处于相对收缩的状态。

诸建芳认为,考虑到减税效应的时滞,更倾向于认为减税效应对企业部门的积极效应还未释放。个税社保对居民消费影响更大,居民可支配收入可能在三季度受益明显。

据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测算,上半年个人所得税两步改革叠加减税3077亿元,仅占2019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73%。

苏剑表示,可从减少企业经营成本的角度减税降费,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增加企业的活力,从根本上增加员工的收入,稳定收入预期,才能更有效地促消费。

除了增加收入、稳定预期,李迅雷认为,仍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或社会保障水平,同时也需要对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递减现象采取鼓励消费等措施。

多管齐下释放消费潜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苏剑对记者表示,虽然当前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存在下滑,但其依然是拉动GDP增长主要动力。同时,随着经济结构变化的继续,依靠消费带动经济增长也是发展的方向。

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超过10次对扩大内需、促消费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了不少政策举措。

程实预计,新一轮的基建发力有望着重完善低线城市以及广大乡镇地区的消费基础设施,打通新零售向县域经济的渗透渠道。同时,加速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激活县域经济对医疗、服务、教育等服务消费的升级需求。

苏剑预计,减少个人所得税、继续提高退休人员的收入,以及稳就业等措施对下半年的消费促进会起到一些作用。另外,“稳增长”的措施对稳消费、促进消费增长应该会起到相对明显的作用。

诸建芳预计,减税降费政策将进一步释放消费增长动能。其中,伴随着物价企稳和个税社保政策的共同作用,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居民消费预计在三季度迎来明显回升。

李迅雷建议,要通过提升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准,让我国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对未来的社保保障更加充满信心,能消费、敢消费。比如,从今年前4个月的零售额分项看,药品消费增速上升,达到11%,这也是需要通过医疗体制改革来降低居民看病吃药的负担。

高善文则建议,在继续做好金融整顿的同时,尽快恢复银行部门储蓄和理财产品的正常供应能力。